当北大学者失去一只眼睛

范晓蕾的学术生涯，几乎被一起医疗事故断送。‍‍‍

那时她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才刚开始。2015年9月，作为北大中文系汉语方言调查指导教师的范晓蕾刚刚结束调研，带队从福建返回北京。地方调研，除了做研究丰富学科知识外，也是范晓蕾开始承担教职的第一步。

“你是最年轻的，要靠你改朝换代，靠你接班。”范晓蕾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位80后教师。入职前，中文系就有老前辈把她视为学术的传承人。范晓蕾回忆，系里的汉语言方言学专家李小凡力荐她入职北大时，曾称她是”不可多得的人才”。2015年7月，李小凡去世，范晓蕾从同事那里得知这些话语，感到莫大鼓舞。

从福建回京几日后，范晓蕾觉察到右眼视野中有一个小黑点。她一向谨慎，立即去校医院检查。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轻微脱离，需要立即开刀。范晓蕾赶紧离开校医院，到北医三院挂了眼科的专家号。

北医三院的专家看诊后判断，右眼视网膜脱离情况不严重，只需要打针治疗。此后，范晓蕾被安排至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治疗，十几天后，她开始头疼，右眼也开始疼痛不止。第二十天，她疼得睡不着觉，又去北医三院检查。

检查发现，她的眼底出血，右眼的视力从正常矫正视力降至0.1以下。进行视力测试时，眼科普通的E字视力表她都看不清，已经无法作为测量依据。根据事后调查，范晓蕾在治疗时被注射的气体是工业品，提纯度不够高，内含剧毒物质氟化氢。检查当天，虽然医生立即将气体抽出，但视网膜的损伤已不可逆转。

事故发生后，范晓蕾转院到北大人民医院接受了陶勇医生的针对性治疗，但还是没能挽回右眼的视力。最后一次治疗时，陶勇医生评估情况后告诉她，右眼的情况很难再恢复。得知消息，范晓蕾坐在问诊的椅子上，一动不动。她没有办法起身离开。

右眼失去视力，陶勇担心范晓蕾因病情而颓丧、耽误一生。事实上，视力消失对于工作的耽误是即时发生的。‍‍‍‍‍

中文系得知范晓蕾的情况后，采取保护策略，请她暂停了工作休养。范晓蕾卸任了方言调查指导教师的职务，福建田野调查项目也交给其他同事负责。那段时间，无论是系里的同事，还是帮范晓蕾打官司的律师，都认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长时间阅读写作。她已不再适合做科研。

无法接受现实，范晓蕾常常半夜跑到洗手间，闭上左眼，试着用右眼看清瓷砖的砖缝。她期望在某一刻，近在眼前的瓷砖缝能规矩地显现清晰轮廓。但回应她的，日复一日，只有顽固模糊着的视野。

图 | 北大人民医院的病历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“你的人生不取决于你的右眼。”陶勇劝范晓蕾。为鼓励她，陶勇举了两个过往的案例。他有一位病人，在煤矿工作被炸瞎双眼，失明后他创业开公司，已经为很多人提供了谋生的工作。还有一位病人，治疗后还保有0.5的视力，他放弃了自己，只靠父母养活，生活陷入了无限被动。

当时范晓蕾沉浸在永远失去健康右眼的错愕和沮丧中，只觉得这些都是鸡汤，只能略微安抚心灵，却难以抚平未来学业、工作和生活的艰难。

“哀莫大于心死。”范晓蕾说。她哭不出来，只是长时间待在家中，木讷地服用一些对视力有益的保养品，到医院做保养治疗。到后来，范晓蕾不敢哭。2015年12月，长期积压的情绪到了崩盘的临界点，她在保养治疗的医院门口崩溃大哭。哭完她只觉得后悔，哭泣会恶化眼睛的情况。

每晚十点，范晓蕾强迫自己入睡。她控制不住自己在半夜惊醒，黑暗中，惊惧的情绪久久无法散去，父母也常听到她半夜惊叫出声。出事后，范晓蕾的父母从老家邢台搬到北京和她同住。除了照顾她的日常起居，也帮她看一些法条，准备案件诉讼。

家人成了范晓蕾情绪宣泄唯一的出口。范晓蕾说，那段时间，她有时候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脾气，严重时还会摔东西，父母不敢多说什么，只是忍受。家人的忍让，让范晓蕾倍感痛苦：“我最该对（误治的）医生发脾气，但我却把脾气发给了家里人”。

右眼重创后，范晓蕾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床上。除了偶尔散步，接受眼睛的保养治疗和外出搜集诉讼证据，她麻木地等着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在床上坐着。

活着只剩喘气。范晓蕾形容，那是一个“空人”。

明度

出事后，学校为范晓蕾保留着中文系的教职。但当时北京大学已经开始采用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方式，如果持续处于萎靡状态，范晓蕾很可能失去位列中国语言学学者行列的资格。

2016年3月，范晓蕾想要做点事情，她需要做出些成绩才能通过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，保住工作。

她尝试继续此前的语言学研究。在香港科技大学读语言学博士期间，她就对故乡邢台话中动词后缀“了1”和句末助词“了2”的语音变体感兴趣，想要弄清楚它们的使用条件，范晓蕾又开始了研究和论文写作。一个多月后，她申请恢复了教学工作。

右眼丧失功能，范晓蕾健全的左眼承受了所有的视物压力。她的左眼常常供血不足，让范晓蕾霎时陷入黑暗中。一开始，闪黑的频率不稳定，她时常陷入双目失明的恐惧中。

为保住仅剩的左眼，她将养生也当作科研工程来做。每周去两到三次医院做针灸和复方樟柳碱注射，促进血液微循环；每天补充叶黄素、蓝莓素；注重饮食搭配，食用枸杞明目；暑假空闲时去做艾灸；定期跑步、爬山。

她并不清楚这些措施能否真正帮助到自己的左眼，只是不停尝试自己能做的，祈求自己的左眼能持续健康，帮助自己在学术上走得更久。

一次，在一节一百人的本科生课堂上，范晓蕾半个小时里眼前闪黑了数次。此前从未如此频繁，“我是不是要瞎了”，范晓蕾冒出了这个念头。惊惧开始蔓延，她感到心慌，心跳加速到极端，她直挺挺地倒在了讲台上，左脑勺与地面相撞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。学生们吓坏了。他们以为是老师没吃晚饭，只有范晓蕾自己知道，她是被双目失明的恐惧吓晕。

右眼的伤残也影响到了她对左侧躯体的控制。范晓蕾时常感到左手臂酸麻，左脚踝不止一次崴伤，左侧膝盖下方曾磕了一大片淤青，淤青散去之后，膝盖下方的骨头凹陷了一小块。她曾询问医生，医生推测可能是当年右眼中毒影响到了控制左侧躯体的右脑神经。没有治疗方案，范晓蕾只能更加谨慎地使用左侧身体。

做学术，是她唯一能够忘却这件事的时候。但即使是学术研究，也囿于眼睛的脆弱程度，不得不缩窄研究范围。古汉语文献中的夹行小字，她看不了。因为右眼要做定期治疗，她无法做方言研究一去数月的田野调查，因此只能转向普通话研究。

语言学是舶来品，需要与西方学界接轨学习先进的理论方法，普通话研究在这方面尤其需要。但飞机的气压变化可能影响范晓蕾的眼睛状况，她因为不敢坐飞机，失去了许多国外访学的机会。范晓蕾不无遗憾：“本来可以取法其上的，现在只能得乎其中。”

在她眼里，学术大家往往是广泛地开花结果。在重重限制下，她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成学术大家，只能争取在“学术匠人”一列，留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2017年，范晓蕾从北京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。因为担心气压变化伤害脆弱的左眼，范晓蕾不再搭飞机出行，那一趟，她搭火车沿京九铁路南下，在路上颠簸超24小时抵达。会议结束后，范晓蕾在母校香港科技大学见到了博士导师张敏，和老师吃了顿饭。

席间，老师张敏闲谈的一段话让范晓蕾醍醐灌顶。

“我们做学术的，有一个特别的回报，就是能用著作跟后人保持对话。像朱先生（朱德熙）跟吕先生（吕叔湘），去世那么多年，我们活着的人仍要引用他们的文章、探讨他们的观点。朱先生、吕先生一直用思想跟后世的人进行对话，虽死犹生，多么妙啊！”

范晓蕾当时已经开始重新提笔写作。但她并不知道生活能否重新支撑起来。能伏案研究学术的时间和空间，都因为右眼受伤而受到极大限制。身体和精力都难以追赶过往的自己，她感觉沮丧。

出事前，范晓蕾是个拼命燃烧的人。

2011年到2014年，范晓蕾在香港科技大学修读语言学博士，学业负担很重，三年制的博士，学生往往要花五六年读完。范晓蕾是首位正常毕业的语言学博士。

博士期间，范晓蕾的研究方向是方言，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田野调查。她曾经在冬天跑到西北三省，转了一个多月。一般每人每天调查6个小时左右，范晓蕾早中晚加在一起一天工作12个小时。明明去的都是旅游城市，却一次也没逛过景点。西安兵马俑、西宁喇嘛寺，她都没去参观，对这几个城市的印象只有宾馆和学校。回到香港，“人都不成人样了。”

在香港读书五年，范晓蕾只有一年春节回了家。大年三十晚上、大年初一写论文，已是家常便饭。她没有节日的概念，有目标、有任务的时候，她只想尽快完成。

依据作家格拉德威尔在《异类》一书中指出的“一万小时法则”，人们眼中卓越非凡的天才，并非仅靠天资，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，一万个小时的锤炼是从平凡变为超凡的必要条件。

好友黄攀伟是北大中文系的在读博士，论及范晓蕾的学术成就时难掩钦佩。她认为，除了天赋，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，范晓蕾比一般人更早地完成了一万小时的积累。这些积累让范晓蕾得以毕业后入职北大中文系。

为完成某事燃烧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在范晓蕾的认知中，这可能和她天生的性格有关。小时候和别人玩抓石子，她手比较小，难以收拢落下的所有石子。她就在家苦练了几个星期。

事故降临前，范晓蕾依靠着惯性燃烧。她靠着聪颖和学识一路升学、得到教职，按部就班地做着学术研究。只是那时候，她并不清楚这会去往何处。

右眼受伤后，眼前只剩模糊的光影，生活和工作全靠左眼支撑，左眼相较常人也更脆弱，时不时疲惫胀痛。聊起之后的打算，导师认为她还能做学术，她自己却看不清未来，只说“随便活吧”。‍

记录

2020年前后，范晓蕾的第一本专著即将出版，第二本专著的相关研究论文相继投出，陆续也有了发表的消息。学术上有了正向反馈，范晓蕾感觉生活从失序中慢慢恢复了过来。

“心可以碎，手不能停”，范晓蕾后来看到这句话，深以为然。右眼的医疗事故是她终生抹不去的阴影，“死都是有期限的”。偶然间重读《报任安书》，她决定像司马迁一样，在死之前，将一件事做到极致。

“当你对人生的期望很有限，自然的反应就是想死后的事情”。传世的作品，将代替她与这个世界长长久久地对话。范晓蕾下定决心，今后自己所有著作都需要是传世之作。

为缓解用眼的压力，范晓蕾做了所有的努力。她将所有电子设备的字号都调到了最大。平时阅读文献，也是将论文电子版调整到最大字号后再打印下来。一页纸能够容纳的内容有限，一篇论文往往要厚厚一摞纸。办公室的书柜里，有整整一层都是打印好的论文。她尽量把每天的工作严格控制在8个小时内，傍晚7点前结束。

至今她仍未完全习惯眼睛的不适。偶尔投入工作时左眼会突然因疲倦蔓延出酸痛感，刺痛范晓蕾的心绪。她会从专注中被拽出来，重新陷入对于右眼伤残的无措中。

2021年，汇集了范晓蕾最新研究的第二本专著《普通话“了1”“了2”的语法异质性》正式出版。范晓蕾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，跑到北大出版社找责任编辑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本书她自己校对过许多遍，校对的过程中还在不停地添加文字，导致篇幅从300多页增加到400多页。

给编辑添了麻烦，但她终于没有遗憾了。

范晓蕾细致观察收集到的语料，条分缕析地去理解和思考。有关“了”字用法的文献汗牛充栋，在写作过程中，免不了要对过往研究做出判断。她秉笔直书，即便是名家名篇或是师长的文章，也都不惧于指出疏漏之处。

科研是理性的，但注入的情感却磅礴深厚。六年来，生死之际无处安放的痛苦和绝望，都在写作这本书的内容时，逐渐消解。于她而言，这是她与人生抗争的果实。

2021年，她通过了北大“非升即走”的考核，成为中文系的长聘副教授。卸下一重压力之后，再回看这几年，她想起了陶勇的那句“你的人生不取决于你的右眼”，重新理解了生的含义：人生是用来诠释丰富的，而非美好，不幸也是丰富的一个部分。

“当我发现自己能够度过这个痛苦，在这之后还能在学术上有成绩被认可的时候，我在心底就发出一句感叹，原来我是一个特别的人。”

范晓蕾尽力寻找这场灾祸的积极意义，她迫切地希望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用尽全力与世界碰撞，她开始接触以前未曾留意过的各种媒体。

在2020年初，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了私立医院承担全部责任，但她声称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到位。与律师商议后，范晓蕾打算开始准备刑事诉讼。诉讼很耗费心力，也会调动起过往压抑的记忆，但她认定这是无法逃避的。

近些天，她重新看8年前准备的资料，都惊讶于自己当时的耐心和毅力。每一份与案件相关的文件，她都用最高清晰度扫描出来再编码。所有的录音文件也都转写成文字之后编码标记，起诉状、证据清单、快递单一封封一件件都保存下来。除去对方被告的庭审资料以外，她这方递交到法院的证据就有250页。

2023年5月，范晓蕾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参与了自媒体视频节目的录制。去之前，她以为自己能够十分镇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但坐在访谈者的对面，聚光灯打在她脸上，被问及眼科事故时，没等说两句话，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。

视频截图 | 范晓蕾在访谈节目中讲述经历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访谈中，她提及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表示这场灾祸中，是司马迁和他撰写的《报任安书》为她提示了体面继续生活的方向。任安是司马迁的旧友，蒙冤入狱后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设法援助。《报任安书》是司马迁的回信，他书写了自己受宫刑难入士大夫之列，但为完成《史记》不得不忍辱偷生的沉痛与悲愤。

她深刻理解了司马迁受宫刑之后，拖着残缺躯体，仍坚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悲壮与纯粹。

视频播出后，有许多网友给她发来邮件和私信，有的是问候，有的是感谢她的故事激励他们找到方向。在很多观众眼中，范晓蕾如同一柄烈火淬炼的利剑，历火新生，带着一种励志的能量。

如果可以，范晓蕾还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经历这种“淬炼”。因为她亲身所感，自己这些“励志”之举是为了活下去别无选择。

“当失去的太多了，自然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”5月底，她在社交账号发了条状态谈及此事，祝愿所有感动于她经历的人：所有经历的痛苦都是“刚刚好”，不用太励志。

范晓蕾对刑事诉讼的结果没有抱太大的期望，之后如果有机会，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留下来。正如语言学研究记录了语言和文化的演变，她的故事，也是大社会的一个切片。她认为能做的有限，那记录本身，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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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 | 杨晓倩‍‍‍‍‍‍‍

编辑｜温丽虹